万家墨面没茼莱，

     敢有歌吟地动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1976年的中国恰逢奸贼当道，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来自于现实意义的压迫，更是精神上的一种无形枷索，伴随着叶帅一声令下，粉碎四人帮之后迎邓小平同志重新出山，中国从此走上正轨，《于无声处》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应景而出的话剧，可以说他在当年将中国人民的呼声以及对于“四人帮”的仇恨反应的恰如其分，如果说叶帅当年一举粉碎四人帮是从政体上的一次“拨乱反正”的话，那么《于无声处》则完全可以被视做是对于人民思想上的“第二次解放”。

时过境迁，当32年后由当年的演出方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与上海青年艺术剧院合并而成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再次重携此剧进京时，我们在缅怀历史的同时，又对该剧平添了一份新的认知。《于无声处》是历史应景剧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32年后的今天就被可以被彻底封箱，从此活在人们的回忆中，正如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先生所说的：“当时（三十年前）我们沉浸在政治观点和愤怒里，而现在注意到的是政治背后的道德和人格”。而以笔者看来，《于无声处》的复排为我们在处理突发事件以及情况下的应景话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一种学习的模板。他好就好在，在重大的突发性事件之前，他没有失语，全剧没有语无伦次，更没有不知所云。

中国人在突发事件前往往能够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能够使我们的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产生出一种特别的凝聚力，而与之同时的在这一时期全民族也充满了激情，但这种情况反应到艺术创作中往往是以演员大段大段生涩的独白而出现，诚然，在突发事件面前，展现出一个民族自强不息、万众一心、众志成诚的态度是应该的，但是万不可因此而忽略了艺术的本来创作规则，突发性事件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对许多人进行了改变，如今年五月份的汶川大地震，这种改变不但是生活上的，更可能是心灵上的。但他终归只可归结到背景中去，而并非是主线，以话剧《于无声处》为例，青年欧阳平因为散发“扬眉剑出鞘”的纪念周总理诗册而被四人帮全国通辑，但编剧并没有将欧阳平如何散发、如何英通无畏的去反对四人帮的行为进行一一表达，而是在后期由何是非的女儿何芸口中带过，在剧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尽管这种轨迹在1976年的中国因为时代背景有了一定的歪曲，如何为做为一个外科大夫，因为四人帮的干预而心灰意冷，满嘴怪话不在苦心攻读业务，但其大体生活轨道是清晰的，韩秀依间歇性的神经性失语，何芸每天上班，何为每日吃大锅饭混事，何是非为自己女儿的婚事而操心，这种轨迹直到他的老战友，梅林携带其子欧阳平的到来才被打乱――值得一提的是，梅林的到来初衷也并非是借助于老战友的力量而去对抗四人帮，而是很简单的借道上海去见见自己的老战友。每个人的目的都是明确的，同时行动路线也是清晰的。最终在时代大背景的干预下，不同的轨迹交汇在一起形成了矛盾的冲突。

全剧从头至尾，有很强烈的模仿曹禺戏剧《家》和《雷雨》的痕迹，特别是后者，在全剧最后何为、何芸以及韩秀依知道了何是非的阴谋后愤然出走的一幕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雷雨》，笔者以为，尽管在不少方面这部戏剧无法达到《雷雨》的高度，但是在其时代背景的设置上，却也达到了其想要达到的效果，《雷雨》中，周公馆体现的是周朴园家长式的压迫以及1927年的“炎热”，而在《于无声处》中，唐有才这个只出现在何家人口中却在整剧中未曾谋面的人物的设置却也使得人们能够感觉到“四人帮”的威力，在这种压迫下，韩秀依被迫失语，在这种压迫下，何为浑浑噩噩，同时也是在这种压迫下，有昧着良心出卖自己的灵魂，同时也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发出自己的吼声。他使人真正感觉到了那个时代的错误以及“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的真理。其不足之处在于在这种压迫下，何是非这个人物昧着良心先后两次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其是否应该多一些内心矛盾的挣扎？毕竟梅林在革命年代是曾救过其的恩人。而在唐有才的压力下，何是非被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种内心的抉择在“政治斗争”已经成为历史的今天是否应该做出更多的深度的诠释以及解答？这显然是需要再去下一番工夫的。

话题回到突发性事件的剧目创作上来，时间进入到新世纪以来，中国遭遇的突发性事件不可谓不多，其中不乏大的，在全社会形成较大影响的事件，如2001年申奥成功，2003年“非典”以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等，在这一时期的应景创作中我们往往是热情大于理性，过于强调和追求展示民族的精神，而忽略了本来的生活。生活性的缺乏――这是当前中国突发性事件前应景话剧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而这往往是我们创作中去有意无意而忽略的。

最后说一下，上话这次进京浩浩荡荡的，但是好像《于无声处》人家没打算认真弄，宣传上不太到位，而且就连剧场门口连说明书和宣传单页也见不着。问人艺的服务人员“这戏场子是不是塌了。”那小姑娘没说话，冲我乐了。

       中国第一代网民鲜有不知道宁财神者，在那个互联网尚且贫瘠，往名片上印个EMAIL地址就能引人羡慕的年代，宁财神属于那种网络文学的弄潮，他的最大特点就是贫，而且在98、99年的时候成心和当时大红特红的痞子蔡过不去，痞子蔡写一个《第一次亲密接触》，他就写一个《无数次的亲密接触》，痞子蔡最后玩起了香水雨，他就化做剧中人对女主人公说：“甭DIOR了，哥们现在兜里的钱连瓶六神花露水也买不起了，你要乐意干脆咱去我一哥们那，他开洗车房的，机器专业，我豁出去陪你淋一个湿透！”此外还有冲入“永和大王”管服务员要豆汁的壮举，类似于此不一而足。

      宁财神那时的风格是典型的“贫”，但是贫的让人舒服，这似乎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他是一个上海人这样的事实，时间进入新千年后他做编剧编了不少剧目，比较成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武林外传》，而还有一部成功的作品则是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英达的情景喜剧《网虫日记》，这两部作品中宁氏语言的搞笑之处被发挥到了极致。也受到了大多数人的喜爱。

      但同样的模式不适合所有的剧目，编的了情景喜剧未见得编的了话剧，编得了古装剧未见得编的了现代剧，《罗密欧与祝英台》听着很不错，嘘头也很好，但当你用长达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看下来后，你会发现自己什么也没记住，完全就是欣赏了一道宁氏语言的所谓“幽默”，按照剧中海报的诠释，主人公是莫小宝的转世，是一个北大的辍学学生，因为组织了学生运动而到上海拉洋车，最终为了保护佛头牺牲，在以上三个具备的条件中，单列出哪一条，都是极为出戏的线索，但最终的结果非常遗憾，三条线索几乎被一笔带过，没有哪一条能够成功的突破，串起主线。

      笔者以为，宁氏语言做为一种特有因素，加入到特定环境中去，其是可以起到特殊效果的，事实这也是《武林外传》和《网虫日记》的成功所在原因，在前者中，完全架空历史，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俱甚远，因此通过宁氏语言与人们习惯的古人“繁文辱节”造成强烈对比，因此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而在后者中，由于2000年网络在中国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对于大多数的中年人来说，互联网还是相对较为陌生的东西，因此在此时陌生的网络环境加上宁氏语言的搭配，他自然也在播出时受到了观众们的欢迎。但当一切步入正轨，需要按步就班时，“宁氏语言”就注定只能成为正统的配角。

      在以上我们谈到过，《罗密欧与祝英台》的三条发展线如果单列出一条，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但最终的结果是一条也没有出彩，在这部舞台剧中。背景刻画不深入，关系交待不明确，主线发展不清晰，人物描写不成功。如果将整部戏一一单列，日伪时期的上海当属是背景，而佛头则应是贯穿于整部戏的发展线索与关键，而主人公的北大学生背景以及女主人公与其的爱情线都理应围绕其去展开，但现实情况是两条线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最后强并在一起，当时看着到也没什么，只是事后感觉总有生硬。

      好在舞美的表现的弥补了这一切，在这部戏中，当看到最后一幕老太太坐在轮椅上与自己年轻时的恋人共舞时－－这明显是受到了《泰坦尼克号》的影响。我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震撼，《罗密欧与祝英台》与时下的“开心麻花”之类一样，他是一出舞台剧，并不是话剧，用一些别出心裁的设计引人眼球，短时间可以吸引注意，但却无法持久，这便有如“青春偶像剧”一般，有他存在的必要，至少在你看时，他是十分有趣的。